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湖心岛畔，经年停泊着一艘画舫，春去秋来，依然如故。这艘木质画舫，长约16米，宽3米。枣红色船舷上，雕琢着金色纹饰。舱内，几张木凳相向而立，中央一则方桌，桌上一套白瓷茶具。

　　1921年，就在这样一艘红船上，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完成了最后的议程。中国党正式诞生了，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21年7月30日晚，正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需要转移，最后因为一个提议，转移至嘉兴南湖的画舫上。这个提议，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进行这个提议的，是一位名叫王会悟的女性。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的习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首次将“红船精神”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红船启航，王会悟起到了重要作用。”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王会悟研究专家康文龙说。

　　会场外，徘徊着一个青年女性。看上去，她似乎在怡然自得地乘凉，和其他路人殊无二致。事实上，她正机警地注意着会场四周的风吹草动。这位女性，正是王会悟。

　　王会悟后来回忆道，一大会议最后一天，一个陌生男人突然闯入会场。“李达要我把马林（国际代表 编者注）和他的翻译杨明斋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杨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起东西走了。”

　　“马林特别有经验，所以马上撤离了。”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王会悟研究专家康文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危急关头，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所有与会者都迅速撤离会场。“王会悟自己回忆，‘马林说，那个小姑娘（指王会悟）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代表们离开会场后不到一刻钟，两辆警车就包围了李公馆。当巡捕们进入会场时，李汉俊和陈公博正谈笑自如。一番搜查，毫无结果，对方只好悻悻离开。

　　经此一事，代表们决定另择议会地点。有人建议赴杭州西湖，也有人建议继续留在上海；王会悟则提议，前往嘉兴南湖。

　　王会悟为何选择南湖？对此，康文龙表示，“王会悟本来就是浙江嘉兴人，她曾经求学的预科学校就在南湖边，所以对那里很熟悉。而且王会悟自己也提到，就算出了什么事情，她也可以找当地人的帮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里交通很方便。”

　　晚清秀才王彦臣的家里，传来一阵阵新生女婴的啼哭。王彦臣为女儿取名“王会悟”，这是他的第五个孩子。

　　在乌镇，王氏家族世代以教书为业。受维新思想影响，王彦臣并未重男轻女，“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父亲虽然是秀才出身，但对自己的子女接受新鲜事物，持比较开明的态度。这为王会悟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康文龙说。

　　同学中，有一位名叫沈雁冰的男孩。王沈两家为姻亲关系，沈雁冰比王会悟大两岁，但按辈分，王会悟是他的表姑母。这位沈雁冰，就是日后的著名作家——茅盾。

　　受沈雁冰影响，王会悟接触了新学。“茅盾对她的影响比较深。”康文龙认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后来，茅盾和其弟参加了工作。王会悟走出乌镇，前往嘉兴、湖州求学乃至到上海工作，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茅盾的引导。”

　　1911年，王彦臣因诉讼蒙冤，被发配关外，终客死他乡。王家就此家道中落，这一年，王会悟13岁。

　　为了给家里分忧，13岁王会悟决定像父亲一样办私塾，还大胆招收了几名女学生。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此举引来地方保守势力阻扰，开办不久，私塾便停办。

　　1913年，王会悟赴嘉兴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由于经济拮据，她只学习了一年。这一年，是王会悟成长为一名新青年的重要开端。

　　回乡后，王会悟办起了乌镇第一所女子小学。在这里，她不仅教女孩们读书写字，还传递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桐乡县教育部门为了鼓励王会悟，每月奖励她五元钱津贴。此事一出，镇上顽固派更为妒忌，散布谣言，并找县里教育部门的官员对王会悟予以责难，甚至阻扰学生就学。最终，津贴停放，学校停办。

　　这番遭遇，让王会悟萌生了继续求学的念头。1917年，王会悟离开乌镇，前往湖州的一所教会学校湖郡女塾求学。

　　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新青年》是王会悟痴迷的杂志。她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陈独秀的回信难掩欣喜。“陈独秀看到（来自）湖郡女塾的信，很感兴趣。他说，这个女孩子很不错，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了。”康文龙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上下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热潮。王会悟积极参与到当中，剪短发、带头参加湖州的声援行动、宣扬男女平等。她的行为触犯了乌镇当地的封建保守势力，也引起了学校的不满。王会悟好友张佩英回忆，“乌镇当局要逮捕她，同学派我送她到上海去。”

　　康文龙介绍，王会悟到了上海，在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另一方面，王会悟后来很快住到了陈独秀家里，成为了李达的助手。“陈独秀的家是中国党创建时的总指挥部，也就是说，她进入了最核心。后来，王会悟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跟李达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且结婚。在这个过程中，王会悟还参与了中国党创建早期的重要活动。”

　　“当时上海到杭州至少要四个多小时，而王会悟建议的嘉兴正好是个中间点。两个多小时到这边开完会，两个多小时回去，那么一天完成会议是有可能的。”康文龙认为，“如果在西湖，可能没（熟）人，再加上西湖的游人很多，条件也不是很具备。”

　　在嘉兴学院中国党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吕延勤看来，“这有偶然性，但当中也有种必然性。”所谓偶然性，是因为此前在上海开会时，突然受到巡捕袭扰；必然性是由于“中国党筹建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这么一种基础。所以大家能够想到一起去，如何才能保证把这个会议完成。”

　　8月3日,留在上海的代表扮作商人、绅士、学生、游人，分散上了开往嘉兴的快车。在嘉兴车站等候的王会悟接到代表后，从东门师资汇渡口上船。

　　“王会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康文龙说，“她到（嘉兴）这边先开好了房间、租好了船，并且准备了午餐和一副麻将牌。”

　　王会悟租到的画舫颇为精致：绿色窗帘，紫光漆的船身，舱内高2米，分前、中、后三舱。八仙桌、方凳、座椅、座榻一应俱全。

　　会议于画舫的中舱举行。与会当日，天清云淡，偶有细雨。身着斜襟短衫、黑绸裙子的王会悟坐在船头，假装游湖，实为望风。一旦有船靠近，就会用折扇敲击船板。听闻此声，舱内的人心神领会，立即以噼里啪啦的麻将声作为掩护。

　　“会议过程中，有个波折。”康文龙称，“出现了很多船，整个湖也比较热闹。当时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后来才发现不是。是一个乡绅的孩子满月，他在租船游湖。”

　　“一大”不仅通过了《中国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党”，还通过了《中国党的第一个决议》。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党完成了创建过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王会悟为中国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康文龙说。

　　“‘红船’名字的由来，是取其意，而不是根据它的颜色。取名‘红船’，主要是因为红色象征着。”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孙宝根表示，“‘红船精神’贯穿中华民族三次伟大飞跃。从这个角度来看，‘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红船精神形成之后，对中国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嘉兴学院中国党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吕延勤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首先，红船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它是中国党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在红船精神的内涵中，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表明在中国党的百年历史当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着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再者，红船精神是习同志党建思想的重要成果。”

　　“第一，‘红船精神’是中国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红船精神’在中国党建党实践中孕育形成。中国党建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时中国优秀分子的集中代表，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了千百年来仁人志士的追求，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置生死于度外，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充分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由此可见，‘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精神。第二，‘红船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源头。第三，‘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第四，‘红船精神’，昭示着党的初心。”

　　新时代，如何弘扬“红船精神”？对此，吕延勤表示，“我们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要时刻保持对党忠诚的品格；要坚定主义的理想信念；要保持中国党的先进性；还要感悟到‘红船精神’中的精神力量：创新的力量、奋斗的力量、为民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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